透过新华社战地记者报道，看战乱地区人们的真实生活

战地记者镜头所及范围之外，才是战争最为真实的样子。当枪声以及爆炸变成日常背景声音，那些普通民众的恐惧，坚韧还有希望，比任何战报都更能够刺痛人心的。

喀布尔的日常与无常

带着浓重口音的阿富汗同事，用英语反复叮嘱我“别拍照”，这是他保护我的方式。2015年1月1日，接到约稿任务后，五天里我数次提笔，又被打断。1日晚，喀布尔一家外国餐厅遭遇袭击，爆炸巨响第一次真实地穿透耳膜，火焰和浓烟就在眼前升腾。

我亲眼目睹了当地人在面对爆炸之际的反应，先是那般瞬间的慌乱躲避，过了片刻之后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，而后继续赶路行走。这般呈现出来的“平静”相较于爆炸本身而言更令人心受到惊吓。当回到驻地之后的时候，巨大的后怕之感才汹涌地随即涌上来，那就是倘若当时有人趁着混乱的状况进行扫射射击，或者是往人群当中扔掷一颗手雷的话，那么后果将会是不堪设想难以想象得出糟糕程度的。

于喀布尔而言，一个外国人于街上闲逛这种情况是全然无法被想象到的，要么会遭受成群儿童或妇女将其围住进而乞讨，要么会被军警拦住随后遭受反反复复地盘问，更具危险性的大概是，被那些没明确身份的人员盯上，或者恰巧遭受一场自杀式袭击，街道上不存在可供欣赏的景致，仅有着关于生存的警觉。

有一位在分社工作了十年的阿富汗雇员，在好几任中国记者的指导之下，学会了做几样简单的中国菜。那味道虽说不上是正宗的，不过，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，能够吃上一口熟悉的西红柿炒蛋，已然是难得的慰藉。罗曼·罗兰讲过，世上仅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便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旧热爱它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我们有过完成报道的那种欢愉，也有过错失快讯的沮丧，曾经写稿一直到凌晨，也曾经畅谈到深夜。

叙利亚人的两种逃亡

对于那些驻在叙利亚的记者来讲，“伊斯兰国”并非是距离遥远的新闻用词，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一种威胁。从本人所住处前往亚尔穆克难民营，乘车所需时间不到半小时。当“伊斯兰国”的武装力量曾经一度接近之时，整个大马士革的居民全都惶惶不安，害怕某天一觉醒来，黑色旗帜真的布满了街头。

跟那些武装人员到来时同样突兀无异，他们离开了，几周过后戒严被解除，然而恐惧已被铭刻到人们内心之中了。那时侯，虽说难民潮尚未全部涌向欧洲，可是年近40岁的巴希姆已然敏锐地发觉，要前往欧洲就得趁早。他拥有稳定工作以及体面收入，是在叙利亚的，却坚决决定偷渡。

到了叙利亚跟土耳其边境的是巴希姆，他先抵达那儿，查找蛇头之后，趁着夜色徒步进入边境。刚踏入土耳其境内，不远处骤然枪声响起，他吓得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还好枪声很快就停下了，他无惊无险地通过关卡。我问他为啥抛弃所有成为难民，他讲他有四个孩子，最小的在2015年初才诞生，他绝对不能让孩子在动荡里成长，他要前往德国，再把家人都接过去。

历经三年于叙利亚，我目睹过数不清的“巴希姆”。妻离子散这般情景、背井离乡这样状况，每日都在持续上演，好些叙利亚人早就忘却了往昔谁对谁错，仅有的期望便是危机赶快终结，能让生活回归安宁。于国际政治的滚滚车轮之下，普通人的命运展现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
巴格达的隐身敌人

2014年8月，美国记者詹姆斯·佛利被“伊斯兰国”斩首的视频，令世界为之震惊，那时的我正在北京收拾着行李，准备奔赴伊拉克，看着微信里弹出的新闻，又回头望望正陪着女儿玩耍的太太，心里那种滋味实在难以言表，抵达巴格达机场后，我和一群伊拉克年轻人一同挤在出租车里，满脑子都是疑问：我所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？

会来接我的海德尔，属于分社的司机。有一回，他告诉我，他碰到了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同事，这可是多年都无缘出现的情况。他说自己是那种特别典型的阿拉伯人，忠诚得出奇，可靠到了极致。然后，他就如同打开了闸门一般，对我尽情倾吐种种经历。他提到两伊战争，提到海湾战争，提到伊拉克战争，提到美国制裁，还说到如今的“伊斯兰国”之乱。他还这样描述海湾战争后的制裁情形：“没吃的了，没可用的东西了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”。

令人更为恐惧的是，数量众多的“伊斯兰国”武装分子已然潜入巴格达，他们乔装成你身旁的“平常人”，外在与普通伊拉克人毫无差别，致使人们难以设防。他们等候机会去制造自杀式袭击，去安装汽车炸弹，去绑架外国人质。在伊拉克度过一年多时间，我觉得自己也许碰到过不少他们当中的成员，甚至有可能握过手，还聊过天。

baghdad爆炸频繁每日发生，每次外出都冒着极大风险，任何生命在此都可能瞬间消逝，但这些生命曾真实存在过，在与地狱无异的乱世里，他们仍乐观、投入地生活着，我想感谢海德尔，以及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伊拉克普通人，是他们让我明白自己来此的使命。

倘若你置身于他们那一群里，究竟是会挑选冒险留存记录真实情况，还是会竭尽所有办法逃脱呢？欢迎于评论区域分享你的抉择。